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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知识产权审判事业一起成长(上)
2005年12月02日来源:中华商标协会

  我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经过三年的插队生活,于1976年被“招工”到法院工作。当时法院刚刚从被砸烂的状态下恢复不久,办公楼正在建设中。那时高中两级法院的党务、人事、行政、后勤都是一套班子,只是在审判业务工作中分为两个审级,每级也只有民事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两个业务庭。两院共有200人左右。我在中级人民法院民庭作了七年书记员,后担任助理审判员、审判员。

  19864月,我国第一部《民法通则》颁布。在这部法律中,首次将公民的“名誉权”、“肖像权”、“著作权”作为民法保护的客体规定下来。我们称之为“三种新类型案件”。但是如何保护,法律只规定了笼统原则。那时民庭已经撤销了一审案件审判组,由我一个人负责中级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当年中院民事一审案件与现在不同,主要受理涉及高级领导干部、知名人士的案件、涉外案件和上级交办的案件。上级法院和领导决定,将《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这三种新类型案件作为中院第一审民事案件受理,这在当时是带有摸索经验试办的考虑。领导的决定给了我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案件类型新、无司法审判实践经验、缺少具体的规范,还来自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整个社会对保护公民权利的认识水平,更来自于自己的能力。

  事实上,北京市法院的著作权司法保护的审判工作从1985年就已经开始了。我在处理一起析产的案件中第一次接触到了有关“共同创作”、“版权”、“稿费”的问题。案件涉及《新儿女英雄传》一书创作、确权和稿酬分割的问题。当时面对这些问题,我真是一头雾水。应该讲,这是北京市法院审理的第一件涉及著作权问题的案件。

  我作为北京法院最早主审涉及著作权案件的法官,在刚接触此类案件时,在意识上和专业知识上也几乎是空白,就更不要说普通民众,即便是专业作家亦不具备保护著作权的意识。因此我首先面临的是学习、掌握有关著作权(当时统称版权)的基本知识。当时版权管理机关还设在文化部系统内,正在制定内部文件《图书期刊保护条例》。通过案件的审理,我开始向专家学者和行政主管机关的同志学习相关知识。从这时起到1993年,我参加了北京市政府版权处(北京市版权局前身)、国家版权局等单位举办的各类专业培训班和一些著作权法立法的研讨会;参与了行政主管机关调查处理包括话剧《天下第一楼》剧本侵权纠纷案在内的一些活动,经常就案件审理中遇到的问题向专家求教。我应邀参加导演张某某诉北影厂署名权纠纷案和《罗兰小语》、《溥仪皇帝的后半生》等纠纷案件的研讨。1986年以后,我参与审理了鲁迅先生的亲属诉某文学出版社稿酬纠纷案,主审了假冒范曾署名的假画侵权案等,专业知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这个时期,我还主审了李勤诉丁洁合作作品(英语教材)权属纠纷案,这是当时北京法院第一件有近四百人旁听、公开审理的著作权案件,这个案件无论从当事人的身份,还是案件的典型性都是很有影响的,受到法院领导、行政主管机关、学术界、教育界和新闻界的重视,很多领导和专家到场旁听,广播、电视、报刊都进行了报道。事后我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是如何走上法台的,可见当时精神上多么紧张。1989年还主审了李淑贤诉李文达关于《我的前半生》一书的确权纠纷案。从《民法通则》颁布到19936月这段时间里,全北京市涉及著作权的案件并不多,远不如名誉权、肖像权的案件数量多,但是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这一时期的著作权案件都具有典型性,上述案件大都成为立法的判例。

  1993年在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著作权法》正式实施,标志着与已经颁布实施的《商标法》、《专利法》、《技术合同法》共同构建的知识产权立法基本框架的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问题就凸现出来。人民法院原有的审判组织形式已难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在世界范围内知识经济不仅作为概念已经形成,而且经济发展实实在在地表现为知识、技术的对抗与较量这样的局面。当时涉及商标和专利的案件统称“工业产权案件”,被认为是与法人有关的案件,因此放在经济审判庭。著作权案件被认为是与自然人有关的案件,作为一般的民事案件放在民事审判庭。这种认识和做法不仅造成知识产权案件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在客观上把知识产权完整的法律体系人为割裂开来,严重制约了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几件大事:1990年新中国的第一部《著作权法》颁布,1991年实施;我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国务院在1991年颁布实施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如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等。以著作权法颁布和实施为标志,我国对著作权法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司法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在这个潮流的推动下,19936月,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整合了分散在不同审判庭的知识产权案件和审判力量,率先在全国成立了专业化的审判组织--知识产权审判庭。知识产权庭集中了一批具有专业审判实践经验的法官和有较高学历的年轻司法干部。北京法院的这一举措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外一些媒体也作了报道。我虽是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唯一审理过著作权案件的法官,但是在此之前我从未审理过商标、专利案件。因此,调入知识产权专业审判庭对我个人来讲,是从事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经历的一次重大的提升。

  1993年下半年,我主审了中国金辰安全技术实业公司诉北京市石景山区智业电子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案。这是中级法院受理的第一件侵害计算机软件案件。为了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特别是对侵害计算机软件侵权行为的打击,我们不仅在赔偿数额上采取了倍数法,同时首次判决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调查取证费和律师代理费。

  记得在1992年我参加的一个国际著作权研讨会上,美国的一些官员抱怨我们对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我当时指出:中国政府、中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的人民法院尚未受理过一件美国公司或公民提起的侵权诉讼,怎么能说中国对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不知美国人是否有意,1993年下半年起,中院知识产权庭开始受理一系列美国公司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案。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美国迪斯尼公司诉北京出版社、新华书店侵害著作权纠纷案;美国八大影视公司诉先科激光商场、西单音像大世界销售侵权LD光盘纠纷案;美国微软公司等数家计算机软件公司诉中关村巨人电脑公司等数十家电脑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等。从1993年夏到19956月,我先后主审了美国迪斯尼公司诉北京出版社、新华书店侵害著作权纠纷案;王码公司诉东南公司专利纠纷案;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商务印书馆等单位诉王同亿、海南出版社侵害著作权纠纷案;王致和腐乳厂诉顺义县致和腐乳厂商标纠纷案;北京市服装一厂诉百盛商场、新加坡"鳄鱼"侵害"枫叶"商标权案;诉首钢公司侵害"旗杆"专利权案等一系列典型或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我还参与了北京巴黎大磨坊食品有限公司诉北京太阳城商场侵害商标权案件的审理,同时还参与了美国微软公司等数家计算机软件公司诉中关村巨人电脑公司等数家电脑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的诉讼保全工作;指挥了"中青旅""国旅"侵权(不正当竞争)案的诉讼保全行动。

  美国迪斯尼公司诉北京出版社、新华书店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是北京市法院审理的第一件涉外著作权纠纷案。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原告是世界知名的大公司,更是因为中美之间一直在进行的知识产权谈判的大背景。可以讲国内外都在关注着中国北京的司法机关如何处理此案。在开庭前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双方当事人也非常重视,迪斯尼公司派员从美国赶来参加庭审,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也参加旁听。记得该案庭审结束我刚刚走下法台,只见美方旁听人员急步走出法庭,立即用手持移动电话将庭审的情况向公司作了汇报,美国媒体也迅速的作了报道。该案判决结果对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诉讼角度说,该案不仅是第一件涉外的知识产权诉讼案,也是第一件将新华书店(销售商)作为被告并且承担了侵权责任的侵害著作权案件;首次用司法判决的方式确立了在侵害著作权案件中,无论是出版商还是销售商,如有主观过错,都要承担民事赔偿的侵权责任的原则。

   这一时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中出现了几点新变化:1、收案量增加。仅1993年下半年的收案数就达78件,超过此前数年的收案总量;2、有了涉外案件;3、有了涉及计算机软件的案件和不正当竞争案件。这些变化说明,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在体系上已经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在我国已有了明显的提高;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国际上对我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评价因上述案件的判决有了积极的转变。我作为审判组长主审或参与审理了上述案件的法官,收获也很大,不仅在著作权案件的审理上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还审理了一批包括商标、专利、技术合同以及不正当竞争案件。在这个时期,虽然还有不少专业的理论问题要向专家、学者求教,但通过司法实践积累的经验,使我可以带着实践中提出的很多专业理论问题与专家、学者进行探讨了。我切实感到没有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没有主动、虚心求教的精神是很难稳妥的把握处理好这些案件。

  90年代中期开始,以中美又一轮知识产权谈判为时间标志,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从立法、司法、行政管理到理论研究、教学、媒体宣传又有了新的发展。到这一时期,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生效,知识产权保护在立法上已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也已提高到不仅是保护个人的私权,而是涉及国际间的正常贸易关系,为我国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这样的高度。

  经济的发展和意识的提高带来了收案量的大幅增加,仅中级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收案量已达300件左右。19956月,为进一步完善北京市法院的审判组织机构,以适应新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原北京市高中级人民法院从机构上分离,同时中级法院又分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我与部分原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庭的法官、书记员又共同组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担当起北京中轴线以东地区的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工作。

  变化就是挑战,就是机遇,虽然人少了,但是我们有经验丰富的法官,又有高学历、高素质的新人加入。我们知道,当事人需要公正高效率的审判,社会需要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正直、富有社会阅历和丰富司法审判经验的法官。我们总结几年来的经验,结合二中院知识产权庭自身的情况,逐渐明确将我庭定位在公正快速的审理案件,培养既有理论又有经验、勇于探索和创新的专家型法官这样的基点上,我们基于实践研究问题,防止和克服书生型和工匠型。

  1995年后,负责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法官为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纷纷到各院校进行学历、学位的学习或到国外进修,法院也为他们提供各种机会扩大与外界的交流。因此,法官在知识面上和深度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在这个时期我先到新加坡短期进修,又在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国家法官学院进修,后在中央党校完成了研究生学历的学习。1997年担任了庭领导工作,主要负责审判业务工作。随着事业的发展和专业领域的不断拓宽,一些具有理工科背景,有较高外语水平和法律专业学历的青年人充实进入知识产权司法审判队伍,个别不适合要求的人员调离,这时的我无论从年龄还是资历上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同志”了。

   (未完待续)

  编辑日期:2003-7 

  来源:中华商标 

  作者:王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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