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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割舍的事业(上)
2005年12月01日来源:中华商标协会

 

    在《中华商标》杂志的“人物”专栏里,看到许多老朋友和老前辈的文章,他()们有不少是 1979年进入商标工作领域的,与之相比,我是“晚辈”和新兵: 1989年初开始从事企业商标管理工作,直到退休,有12个年头。回忆起在商标工作岗位上的经历以及与商标界同仁的相处,那是我 30多年工作生涯中最值得记忆的一段时光。然而,作为以创立民族名牌为己任的商标工作者,离开商标工作岗位后,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创立名牌的理论和实践的思索,总想继续做点在工作岗位上想做而还没有做到的事情,而且,总觉得那是本人业务生涯中的一种缺憾,总想弥补。有鉴于此,借《中华商标》杂志的一角,抒发一下这种情感。

一、回忆

    我是1989年初,在完全偶然的条件下走上商标工作这个岗位的。那年我已经49岁,在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是一名中层干部,已经在许多岗位上工作过。此时对于自己在哪一站“下车”的问题,已经有所考虑。那时我正在企业管理部门工作,旁边是“商情处”。那里从事文字工作,有充裕的时间阅读各种资料或做点笔译工作,比较适合我。那时那个部门的负责人知道我有此想法,表示愿意接纳我。于是我成了商情处的一名新兵。进入这个新的部门后,那位负责人说,现在要加强商标工作,你就去抓这个吧。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工作的深浅,也就答应下来,本着干一行,爱一行的精神,边学、边千,不断地向行家学习,在不断的摸索中,逐步掌握了一些企业商标管理工作的矢口识和经验,对商标信誉的实质和创立名牌商标的理论也有了一些认识。

    ()几项难忘的工作

    当我走上商标工作岗位时,我国1982年制定的《商标法》已经实施了七个年头,但整个社会的商标意识还相对比较淡薄,企业中的商标工作还相当薄弱。如,我们公司只有一名商标专职人员。那时正值外经贸体制深入变革的时期,外经贸经营权不断下放,获得出口经营权的企业越来越多,再加上总公司与各地分公司脱钩,于是又出现了总、分公司之间商标权属关系的调整和商标使用、管理上的新问题、新矛盾。总之,出口商品商标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局面,矛盾和纷争错综复杂,老外贸公司的商标被侵权案件层出不穷。商标管理人员则处于矛盾和纷争的前沿,但在处理上述种种矛盾和纷争时又没有现成方案或规章,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在商标局、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和外经贸部有关领导和同志的指引帮助下,我们边干边学,逐步使公司的商标工作走上轨道,适应了形势的要求。归纳起来讲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管好、用好现有商标。

    由于历史和体制的缘故,老外贸企业的出口品商标数量多,其权属关系往往与地方分公司或供货厂家有历史纠葛,除解决“两本帐”和将某些原属于分公司的商标转移{下放)给相关的分公司外,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按外经贸部规定,总公司的注册商标,应当允许已经脱钩的分公司使用,以维持我国出口业务和创

 汇工作的稳定。

    二是处理好历史遗留的问题。

    主要是处理“两本帐”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和体制改革后总公司商标管理和使用权“下放”工作。在处理上述纷争甚至诉讼过程中,不仅使我增长了见识,也结识了不少朋友。在工作中我认识到,在处理由于历史造成的纷争和矛盾时,应当本着尊重历史的精神,特别是在企业之间,应当采取“和为贵”的原则和争取“双赢”的结果。

    三是提出了老企业商标战略、策略改进的思路。

   老企业,特别是老外贸公司,原有的商标使用和管理体系,包括商标的选定、注册和使用等等,是历史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曾经为我国的外贸出口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功不可没。但到了市场经济年代,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对成功企业的实践经验的总结,逐步形成了如何改进老外贸企业的商标战略、策略的一套思路。关于这一点,留待下文细述。

    ()几位难忘的同志

  争,是件经常性工作,而外经贸体制改革进入某一阶段时,我们老企业的出口商品商标专用权被侵权、假冒的案件经常发生,有的案情还相当严重,涉案数额相当巨大。在处理这些案子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可谓“惊心动魄”的局面,也是在我的工作生涯中经历的最难忘的“事件”。案情涉及到具体的企业名字,不便细说,但因此结识的几位重要的朋友则一定要提到,他们是:杨叶璇同志。我接手商标工作后,第一次到商标局办事,认识的第一位商标局的官员,就是杨叶璇,后来,她担任中华商标协会副秘书长,我也是商标协会的积极分子。从另一角度讲,我们是知己和“患难之交”。这里只想提到一件事:某年,某有来头的企业在出口业务上擅自使用我公司某商标,数额相当巨大,且货物已装船,某港口所在地工商局受理此案,并将装有上述侵权货物的船暂时扣留在港口。侵权人提出“协调”解决。我公司考虑到,那批货物能否起运,涉及到我国与某国政府间贸易协定的执行。所以,我公司准备同意按“协调”方案了结此案。条件是对方承认侵权,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但在交涉过程中,我方在“程序”上出了点“毛病”,几乎堵塞了“协调”路子,一度处于相当被动的局面。在危急之中,我们连夜找到杨叶璇同志,请她“指点”。当时,她非常严肃地指出了我方“毛病”。我说:  “我知道有‘毛病’,事到如今S你说需要吃药,我就张嘴;你说需要打针,我就伸胳膊。”最后,她给我们出了个主意,并经了“程序”上的障碍,最终还是实现了“协调”解决的方案。

    魏启学同志。我刚接手商标工作,同事们推荐给我看的第一本书,就是魏启学译的《商标知识》应当说在商标管理和国际注册方面,老魏是我的启蒙老师之一。在此后的十来年里,我听过老魏许多次讲演,也进行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和切磋,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又可以说是战友和同事。如发起成立了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外经贸商标分会,并一起为这个机构的活动开展了近十年的合作,使这个团体在那个年代发挥了应有的作用。2000年,我编写了《WTO与商标战略》,初稿曾送杨叶璇同志审阅,并请她作序,她给我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当时她已经调离商标协会,在商标评审委员会工作,不便为我的书作序,但让我去找魏启学,老魏二话不说,为我写了序。后来,老魏离开了贸促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下海”了,也辞去了我们这个分会的副理事长职务。尽管对于他的这个决策,人们有不同看法,我也不完全赞成他的这一选择,但他在我们外经贸商标战线上所做的工作和产生的影响是不能忘记的。

    袁干萍同志。她是深圳市工用我公司商标的货物。于是,我们向深圳市工商局投诉,该局立案后,袁干萍同志立即来到现场,当即查封了这批货物,并很快做出处理决定:责令清除商标标识,并赔偿我方面经济损失。整个案子不到两个小时全解决。此案涉及的数额虽不算大,但这是我公司在新形势下,主动出击并取得胜利的“第一炮”,不仅积累了经验,也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十多年过去了,袁干萍同志办案时那种干脆、利索,对案情分析和处理果断的作风,我仍记忆犹新。

    葛伟清同志。在深圳打了个“胜仗”后,我们赶在春交会前一天进入交易会场馆,检查交易会上的商标侵权情况。那是我公司商标人员第一次进入交易会场馆,发现有不少冒用我公司商标的展品,堂而皇之地在摊位上展出。当我们出面与之交涉并要求他们撤掉时,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根本不予理会,甚至跟我们争吵起来。于是,我们就向广州市工商局请求支持。广州市工商局派葛伟清处长和一名助手进入交易会。当时他们都穿便装,到有关层位交涉并要求撤掉那些违法展品时,有一些摊位人员根本不把我们这群人放在眼里,或以种种“理由”与我们争执,其中一个摊位的负责人态度还相当傲慢,与我们争吵起来。于是,葛处长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了工商局的《搜查证》,说明“来意”,他们只好接

受搜查,我们查看了整个摊位上的展品,清除了侵权展品上的全部商标标识,当场作了笔录,那位摊位的负责人在笔录上签了字。此事很快在交易会上传开,产生了不小的震动。但也有人不理解我们的行动,担心会影响交易的正常秩序。当我们以粮油食品交易团名义将上述情况写成通讯,送交交易会领导机构,交易会的《简报》拒绝刊登,言外之意是“此风不可长”。这对我们这些第一次进入交易会的商标工作人员来说,当然是一个挫折。尽管如此,葛伟清同志在上述行动中对我们的支持,还是大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于是,我们把上述稿子带回北京,送到外经贸部贸管司商标处,此后不久,部里的《简报》上刊登了这篇稿子。这份简报的发表,意味着我们在商标管理上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史嬿乔同志。说到上述稿子在部里的《简报》发表,首先应当感谢当时的外经贸部商标处处长史嬿乔同志。应当说,在那个时期,她是我们整个外经贸企业界商标工作者的领导,也是大家的“主心骨”。在那个年代,外经贸系统的商标工作千头万绪,矛盾错综复杂,不仅要处理历史遗留的问题,还要处理商标管理和使用上的现实问题。我们进入广州交易会开展打假的行动的稿子得以发表,这无疑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更为重要的是,经过部里商标处的努力争取,外经贸部正式发文,要求各外贸专业进出口公司派商标工作人员进入交易会检查商标工作,贸管司也派专人参与此项工作,并形成制度,在交易会大会的组织机构和各交易团中,商标管理人员也有了正式的“编制”。史嬿乔同志后来因工作调动而不再S任商标处处长,但一直是我们分会的副理事长。

    杨坚同志。这位与隋朝皇帝同名的老同志,当时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检察院副院长兼反贪局局长。广西某企业与香港某中资企业,在出口业务中擅自使用我公司 XX牌商标出口白糖,涉案数额巨大,经我方举报,由自治区检察院反贪局立案侦察、处理。我与有关同志飞抵南宁,准备与侵权方以“调解”方式了结此案。因此与这位反贪局局长有了交往,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在反贪局的会议室里举行的由杨局长主持的会议,是这个案子解决过程中最难忘的一幕。那是当事双方谈情况和研究协调处理意见的会议。当杨局长作了开场白后,第一个发言的是某地区经贸委负责人,也就是被告企业的上级领导,他一开始就大讲经济形势、发展外向型经济等等大道理,言外之意要我们从大局出发,“高抬贵手”或“从轻发落”。我没有等他讲完,便举手表示要插话。在征得主持人同意后,我说:“今天我作为被侵方的代表,要求与当事方的法人代表XXX见面,他不出面,没有可谈的。此时那位经贸委负责人解释说,XXX已经被“监视居住”。我问:他居住地离此地很远吗?这么一问,杨坚局长说,那去带他来吧。XXX来到会场里的谈话内容不值一提,不过有位香港某中资企业的代表的发言,倒值得一提。这位是那个侵权公司的买主的代表,他说话的大意是:货已经装上船,这是条“期租”船,已经“滞期”迟迟不能启航,再拖下去,国家的损失就太大了。见他这么带有教训口吻的发言,我也不客气地说:现在所要讨论的是清除商标标识还是采取别的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不过,清除商标标识是既维护商标法尊严,又不影响对外履约这个“大局”的最佳选择。我想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在对外贸易运输公司工作过个多年,对于租船的”滞期/速遣”条款及其算法也略知一二。再说,我也受过爱国主义教育,恐怕用不着你用“国家损失”之类的话宋开导我。经过这番争论,杨局长掌握了双方分歧之所在。经过他多方工作,甚至两次到我的住处协商,最后还是按照“调解”方案解决了此案。

 

 

 

编辑日期:20042 

来源:中华商标 

作者:陆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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