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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新传(下)
2005年12月01日来源:中华商标协会

 

    著译撰文

    (接上期)大凡学过外语,从事口译的人都有一个体会:怕听不懂外国人讲的内容。从而译不出来。我也是如此。从70年代起作过不少翻译,尤其是从事知识产权工作后,从事专业翻译的机会更多。1980年,当时的日本专利局局长熊谷善二率团访华,团中有许多人是日本知识产权界重量级人物,女口汤浅恭三先生、武田正彦先生等,这些人与我国有关方面举行专利交流会时最担心的是译员翻译不过来,因为涉及许多专业知识,这些内容当时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幸好我有上述经历,懂得一些专利,结果,交流会开得非常成功,中日双方高度赞扬翻译得好,因此。增强了日方与我国在专利方面的合作与接受我国进修生的信心。

    这是成功的一次,也有不成功的时候。凡不成功的时候,我总结了一下,都是对其内容不明白.甚至中文讲这些内容也不明白,每次当翻译时总有那么一、二句。为此,我下决心掌握这些内容.找来几本书,拼命地“啃”这几本书,重点啃难懂的内容。经过一段时间,无论多艰巨的翻译任务,再也难不倒我了,因为那个专业知识我掌握了。

    啃着啃着,觉得有些书的内容很系统,知识产权的知识很丰富,很值得我国参考。因此,我就产生一个想法:将这些书译成中文出版。反正当时我国没有著作权法,不用支付版税。

    第一本书是《商标知识》,字数不多,10多万字。1979年初开始翻译,1980年出版,当时作为知识产权方面的书,这本书是第一本。我国很多知识产权人士都读过这本书,有的甚至是读了这本书才开始迈入知识产权界的,或读了这本书后增强了继续从事知识产权事业的信心。

    但当时.出版社对知识产权很陌生,对我的译文质量有担心,因此,是否出版,一直很犹豫。为此,出版社派人征求许多主管部门的意见。经过审查,无论内容上,还是译文质量上,甚至从中文上,出版社挑不出任何毛病,因此,下决心出版。此书出版后,在我国知识产权界引起很大反响,起了很好的作用。之后,甚至现在,许多人写商标方面的书时,在商标的分类。商标的作用。商标的历史等方面,仍在沿用此书的写法。但这也招来政治上业务上的忌妒,有的人甚至当面问我挣了多少稿费。

    说实话,当时我不是为了钱才出版这本书的,因为当时刚刚恢复稿费制度.1000字才3元,总共才得几百元稿费,但这在当时也很引人注意了。此书出版后,我用稿费买了100册,给我所在单位的人每人送一册,给主管单位的有关人员也送了书。万事开头难.此书的出版,为我以后出版书铺平了道路,因为我的选题、文字及翻译水平得到了各出版社的认可。之后便一发不可收。从1979年至1990年,形成了我的出书高峰期,每年1本,甚至12本,字数最多的达60多万字。一共出版了几十本书,这是我在知识产权界引以为豪的。

但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大家很难想象这些书是怎样译出来的,或是怎样写出来的:在一个不足14平方米的屋子里,住着三口人,床占去大部分面积,一个单位发的书桌.供孩子做作业,我仅占此桌的一角,不足一平方尺,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直至深夜,甚至凌晨。而且都是业余时间写,译的,一点工作时间都未占。当时夏天没空调,真是挥汗如雨,每次从桌子上站起来,地面上都滴满了汗水。甚至注成了小洼。冬天,暖气不灵,手脚都冻麻了,仍在一个字一个字地往方格纸上码。

这些书都是这么出版的,我不仅付出了劳动和汗水,也预支了健康。因此,我劝现在的年青人,不必像我那时那样拼命。

    我第一次撰文是1978年年底,属信息型的,介绍的是日本商标法的内容,发表在刚刚恢复的对外经贸大学的《对外贸易》上,字数3000,得稿费18元,但在当时对我是一个鼓舞,坚定了从事知识产权事业的信心。之后,在中外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有理论学术探讨的,也有关于法律修改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向外国介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或其修改以及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庆幸的是,这些内容都经住了历史的考验,没有出现错误的观点和事实,有不少文章为外国专业人员收藏,甚至从因特网上也可查出来。

有意思的是,有一年我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文章后,有几个人故意找文章的毛病,几个外文好的老同志认真研究后认为:小魏写的文章,外文好,观点有远见。这样,这件事才算平患。因为当时大家的思想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认为发表文章是“出风头”和“违反纪律”的事,“撰文人的思想是有问题的”。现在看来,这多么可笑。但在当时是自然的事。可以这样说,当时我走上知识产权道路后,思想上是有余悸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这种事在现在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中日知识产权交流的桥梁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前第二部部长友岗诚先生在1986年曾说:“应当给魏先生发一奖状,表彰魏先生为中日知识产权交流起的桥梁作用,而且两国都应当给魏先生发。”

    如果翻一下中日知识产权交流的历史,无论日本人来访,或是中国人访问日本,可以这样讲,几乎每一处都有我的影子,尤其是前20年,几乎都是我任翻译或接待的。如果说我是中国知识产权制度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见证人之一这句话不过分,那么说我是中日知识产权交流的见证之一,这句话同样也不过分。因为这是历史事实。当然,这样说不是说我作用有多大,而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从一开始就承担了中日知识产权交流的任务,而且一直干到现在。这样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

    回忆一下历史吧:

    1974年,佐藤房子为解决中国商标在日本被抢注问题而访华时,我参加接待。

    1978年,以井上重三会长为团长的日本专利商标代理人协会代表团访华时,由我接待并担任翻译。

    1980年,日本专利厅技术总监松家先生率团来访讲课,我负责接待工作。

    同年,以日本专利局局长熊谷先生为团长的日本专利访华团访华时,我任翻译,并参与向日本派遣进修生的谈判工作。

    1981年,以藤本博光为团长的日本专利商标代理人协会代表团访华时。由我接待并任翻译。经过谈判,达成向日本派遗专利代理人进修生的协议。

    之后,AIPPl日本分会代表团访华,日本青年专利商标代理人代表团访华;日本专利协会代表团访华,以及众多的日本企业知识产权人员和日本专利商标代理人访华,都是我负责接待或参与接待的,几乎所有代表团访问我国各单位时,都是我任翻译。

    1979年以后,我国派团访问日本的代表团开始增多,例如:1980年.以国家工商局局长魏今非为团长的中国商标代表团访日,由我与日方联系并任业务翻译和生活翻译。1984年,中国专利代理人代表团访日,由我任翻译和安排访问。1985年,AIPPI中国分会代表团访日,由我安排和任翻译。

    之后的我国商标局人员、中国海关。公平交易局、法院、外贸企业、中国专利局、质量监督局等单位的代表团防问日本时,都是由我安排或带队访日的。持续10多年的AIPPI中日两国分会的交流和中日韩三国分会的交流也是我自始参加筹划的。

    先后参加访问日本的各单位主要人员有:

    国家工商总局:

    李必达(原商标局常务副局长、前公平交易局局长),张经(原公平交易局副局长),欧万雄(原商标局副局长、原商评委副主任),范汉云(商标局副局长),杨叶璇(商标评审委助理巡视员),吕志华(商标局案件指导处副处长),刘云(商标评审委),吴珍菊(商标局处长),刘和珍(商标局处长)

    国家知识产权局:

    杨正午(副局长),文希凯(副司长),付玉琴(原复审员),刘激扬(原知识产权研究会秘书长),乔德喜(国际合作司司长)

    法院:

    任建新(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费宗袆(原最高院经济庭副庭长),孔祥俊(最高院行政庭副庭长),周智勇 (原北京高院副院长),杨庭椿(原北京一中院院长),郑刚(原北京高院副院长。原朝阳区法院院长),李克(原北京高院副院长、现二中院院长),张鲁民(北京高院知识产权庭庭长),程永顺(北京高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

    中国海关:

    李群英(知识产权处处长)

    国家质监局:

    纪正昆(原条约司司长),管湘(原监管司副司长),毕玉安(原监管司处长)

    通过这些交流,加深了中日两国知识产权方面的了解,加强了两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合作,甚至消除了某些误会,对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和法律修改起到了促进作用,从大的方面说,促进了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增强了日本企业向我国投资或扩大投资的信心。

    回忆起来,上述交流的场面历历在目,如同发生在昨天一样。我为我能起到中日两国知识产权交流的桥梁作用而感到欣慰。

    传播知识

    80年初至今,在国内外,我讲了许多次课,如果统计起来的话,估计能有100多次。1984年举办中国专利代理人培训班时,我去讲了专利代理一课。

1985年在重庆举办的六省三市专利代理培训班讲课。

    1986年在贵阳三省专利讲座上讲课。

    同年,在武汉讲授技术转让知识。

    之后,除上述内容外,讲得更多的是我国企业如何创名牌和加入WTO的对策等。

    1984年以来,几乎每年都要到日本等国讲课或举办讲座,内容涉及我国知识:权法律的各个方面,专利保护和商标保护是讲的频率比较高的内容。

    20022月在日本官方和民间共同举办的大型知识产权论坛上,我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直率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我讲课的特点是:(1)  不隐瞒自己的观点;(2)不掩盖我国的不足之处,但将之定位于发展之中;{3)同时也直率批评日本的不足;(4)努力寻找两国交流的切入点;(5)面对现实问题。

    这些特点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中外人士对我的评论,尤其在日本,我以直率著称,日本官方和民间都是这样评价的。这可能是日本频频邀请我讲课和交流的原因之一吧!

    回忆近20多年的经历,我可以这样讲:我未把知识当作私有财产,而是相反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我掌握的知识。另外,日本人来华讲课时:有许可情况时也是由我充当翻译,近几年来,人才都成长起来了,这些工作都有年青人承担下来,我不再像过去那样频频露面了,但我感到很高兴。

    发起成立团体

    可以这样讲,我国的知识产权方面的团体的成立,有许多都与我有关.尽管当时有的没有成功。

    例如: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我是发起人之一,自始就任副秘书长,直至2000年“退休”。

    中华商标协会成立时,我坐在主席台译员的位置上.因为通过我邀请来了日本商标协会会长中村稔先生。现在我任该协会理事。

    外经贸商标协会成立.我也是发起人之一,后来还任了副理事长。后来,因为“下海”,被自动“免职”。

    1984年第一次全国专利工作会议期间,我曾联系 37个单位,发起成立“中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因各种原因,当时未能成功。此外,我还发起成立了北京市知识产权研究会,曾任秘书长,但之后没参加多少活动。

    高等院校知识产权研究会成立时,我也尽力协助。此外,我还是AIPPI中国分会和LES中国分会的会员。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不是因为我知识多么高深,才让我担任这些团体的职务的,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

    当时,我的想法是:成立这些团体,由这些团体分担各方面的工作.在国内外交流非常方便,这与国际惯例也是一致的。说实话,后来因为事务所的工作忙了,对团体的工作就不那么积极了,这是我应当检讨的。

    下海

    在官方工作了32年后,20021月我“下海”了,转至金杜律师事务所工作。

    有人问我:下海之后有何感觉?

    我说:下海一年半了,还没有找到“感觉”。因为工作的内容和过去一样,一起工作的同事(现称“合伙人”)都是过去原单位的人,甚至该事务所的创办人原来与我也都是一个单位的,而且客户也同过去一样。因此,迄今未产生异样的感觉,好像仍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只是换了个位置。

    说实话,作出下海的决定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在国家机关工作时,级别是司局级,职称是研究员,房子也解决了,收入也不错,公家还配备了车。从年龄上讲现在是“金秋收获”的季节。在一般人看来,实在没有任何理由“下海”。但是,我“下海”了。几乎所有的朋友以及亲属都提出了反对意见。

    当时下海的理由是:在“脱钩改制”的大潮中,勇敢地下一回海,尝试一下,因为年龄问题.这是我最后一次下海的机会了。这是我说服反对意见的唯一理由。

    尽管有许多困难,总的感觉是不错的,作为金杜事务所的一个部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就发展到78个人,形势是大好的。

    我想在这里尽最大努力,使知识产权业务成为金杜事务所的主流业务,完成任务后.把年青人扶上马,再送一程。退休后,可以自由支配时间,我想多研究一些问题,写一些商标、专利方面的文章,再出版几本书,以弥补近10年来由于忙于实务工作而荒疏学问的遗憾。到那时,人们会在《中华商标》杂志上更多地看到我的名字。

    我决心写好“老兵新传”。◆

 

 

 

编辑日期:2003.10. 

来源:中华商标 

作者:魏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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