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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商标生涯
2005年12月01日来源:中华商标协会

 

董葆霖  1943年11月21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助理巡视员,高级经济师,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北京市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级律师高级公证员培训中心和天津知识产权进修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法律咨询专家。

1979年至今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从事商标管理、商标评审、商标法律事务工作。参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草案起草调查论证工作以及后来的法律的修改工作;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知识产权研究生和北京财贸学院工商管理系教授,并为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教程》撰写商标法部分,为天津知识产权学院编写全国知识产权专业函授系列教材《商标法知识要点》;著有《商标与商标法》、《商标法律基础知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释义》;参与《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知识产权案例评析》、《中国法律年鉴》、《中国商标十年》、《中国商标概览》、《中国知识产权二十年》的撰写工作;自1983年以来发表过《中国商标使用许可制度》、《中国商标法的修改与完善》等数十篇约数十万字论文;翻译出版了《商标图形要素国际分类维也纳协定》、《利比里亚专利、版权与商标法》(商标法节录)

参加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为中国知识产权代表团成员。

1979年的金秋时节。我踏进了商标局大门。

那时候,商标局刚刚白手起家,几个破文件柜在商业部六楼电梯门口的大厅和走道里,围了一个小空间,算做一个办公室。当时的商标局局长马冠群、副局长周亚贤、综合处长李文政等很多人挤在一起办公,十分红火热闹。同志们把这个“办公室”戏称为“中央办公厅”。

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鼓舞着每一个人。同志们不分昼夜,加班加点的为尽快恢复商标统一注册而奔忙。地方工商局也派了一些同志到商标局帮助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大家干起活来却十分愉快。

19791031,经过“十年动乱”清理整顿之后,还保留下来的有效注册商标32589件的《商标注册证》。发到了商标权人的手中。马局长和李处长找我谈话,让我参加局长亲自领导的商标法起草小组,分给我的任务是收集整理资料,负责研讨论证的记录。

当时的商标局是劫后再生,商业部的资料室也没有商标资料。要收集资料,只能到档案馆和图书馆。整个北京城只找到了三本书。一本是章圭缘先生的《商标法要义》,一本是黄宗勋先生的《商标行政与商标争议》,还有一本是王叔明先生的《商标注册指导》。这些书在京城大图书馆都是“库本”,只可以在图书馆看,不可以借出。我同图书管理员好说歹说,最后,同意帮助复印一份,每一页收费050元。几位老同志看我大冷天四处奔波收获不多,亲切地说,“小董,别着急。我们帮你找。”张祖永、廖能敬、范素卿都回家翻箱倒柜,民革中央委员会常委、商标局顾问马克强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书,给我参考。我非常受感动。

按照立法程序规定,国家法律首先由主管部门提出草案,报国务院审议,然后由全国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布。商标立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出草案。那是在19791982年,虽然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但是,人们仍然心有余悸,拨乱反正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商标立法首先碰到的是一大堆难以冲破的“观念”问题。最后,矛盾集中在两个原则问题上:

一是立法宗旨问题。“商标”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商标专用权”是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是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回潮”?

二是申请注册原则问题。商标注册是采用“自愿注册”还是仍然坚持“强制注册”。地方工商部门大都反对“自愿注册原则”。

现在看来这些问题早已经不是问题,可是,在那个年代是大是大非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首先应当归功于1979年的全国商标工作会议(后来称为“杭州会议”)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理论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为商标立法奠定了基础;其次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王家福同志和谢慎思同志在法律上的指导和帮助;另一个功劳是海外华侨郑汝湛老先生对于商标立法的建议;还有贸促会任建新、王正法、魏启学同志,最高人民法院杨金琪、沈关生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当时:国务院法制局的孙宛钟局长及万小丘、李适时。人大法工委的宋汝棼副主任和经济法室的杨景宇、张春生等同志在关键时刻对商标立法给予具体指导,并经常给予重视和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草案)在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关怀和指导下,本着“立足国内,兼顾国际惯例”的指导思想形成了送审稿。国务院很快通过对于商标法草案的审议,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两次修改三读通过。商标立法工作是我学习的大好机会,使我结识了许多关心商标工作的领导同志,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在以后的工作中,这些老前辈和领导同志还给予我经常性的帮助。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商标工作随着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日益繁荣起来。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商标局只有20来人。大家学习、工作在一起,紧张而愉快。老同志从局长到几位“老商标”对我们年轻人十分关心,从革命传统到业务知识,认真地传帮带。在这样的环境中青年人的成长都很快。“文化大革命”荒废了我们十年青春,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夺回来。我用三年业余时间学习电大英语,单科结业之后,翻译、出版了利比里亚《商标法》和《商标图形要素国际分类的维也纳协定》。而后用三年业余时间攻读中央党校国家机关函授学院的经济管理专业,写出了《浅论假冒商标罪》和《国营大中型企业厂、矿长通考(商标)复习大纲》(国家经委法制司安排)

《商标法》198331实施。此后我被分配到商标评审委员会工作。得到老前辈张祖永先生的言传身教,马冠群局长、徐辛、廖能敬、邓绍熙等同志都给予我许多帮助,使我受益匪浅。我们边工作边摸索商标评审委员会的一些基本建设:从工作程序,到公文书式;从评审准备,到委员会讨论、决定,开始建立起一套工作制度。

198612月。李继忠局长带我向全国人大法工委魏耀荣主任汇报《商标法》执行情况和问题。魏主任听了《商标法》实施取得的成就,特别高兴。听到存在的问题,认为《商标法》需要进行修改。要强化打击假冒商标行为的力度;要增加地理名称的管理;要制止欺骗和不正当手段抢注商标;要细化《商标法》的一些程序性规定等等。魏主任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要求商标局认真调查研究,提出《商标法》修改意见。提请人大立法部门研究。于是,我被分配做《商标法》修改的调研工作。由于全国人大立法工作任务太重,人大法工委提议修改《商标法实施细则》,暂不修改《商标法》。1988年细则修改后。我又回到商标评审委员会工作。直到1993年,《商标法》第一次修改,修改幅度很小。

就在这一年4月,美国依据其国内法——“特殊301条款”再次把中国列入“对美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所谓“重点国家黑名单”。7月。美国代表团来到中国。我接到局领导的通知,参加中美知识产权谈判。

尽管中美关系已有了很大改善,中美经济往来也越来越多,美国国会中的一些敌视新中国的政客们却总是对中国百般挑剔,阻扰中国享有的最惠国待遇,干扰中国加入“世贸”的进程。不断制造“台湾问题”、  “西藏问题”“军售问题”、“人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等,不一而足。中国政府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了顾全大局。坚持“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保持接触,不搞对抗”。我们中国代表团的任务就是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知识产权立法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成就,阐明中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严正立场和决心。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避免相互间的“贸易报复”给两国贸易和两国人民的利益带来损害。

作为代表团成员,我深深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我不分昼夜,用了20多天的时间查阅整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商标立法、加入国际条约和商标执法方面的成就的资料。与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北京、天津、山东、辽宁等省市工商局商标处的同志交流商标行政执法的情况,掌握了一些有说服力的案例,作到了心中有数。

美国代表团带着“特殊301大棒盛气凌人而来。态度十分傲慢。主谈商标问题的不是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官员,是驻广州领事馆的官员。这个人毫无外交官的风度,满口胡说八道。近两个小时的发言,用尽了诬蔑攻击的言词。他说,中国“缺乏有效的商标法律制度”,已经从“中央王国”变成了“假冒王国”,说中国“没有保护驰名商标”,说深封××厂,侵犯“微软”商标专用权,给美国企业造成2000万美元的损失,深圳市工商局对查处该案“不认真”,“不积极”,“不感兴趣”,“罚款2000元人民币了事”等等。

为了让美国代表团的多数成员了解中国商标法律制度,和中国保护商标专用权的真实状况,我耐着性子认真地介绍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商标立法和管理。最后引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胥博士的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十几年完成了商标法、专利法的立法,并加入了巴黎公约。中国知识产权立法的速度在知识产权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商标制度是现代化的、先进的”。

最后,我开始反击。指出美国政府将中国列入“黑名单”是不公正,尤其是司徒和(驻广州领事)先生对我们商标管理机关的攻击更是不能容忍的。对此提出强烈抗议!我要求美国代表团对司徒和先生发言负责,必须讲清楚其情报来源。美国代表团团长出来打圆场,说是枝节问题,不必纠缠。我很清楚司徒和所说的案件完全不是事实,认真指出这不是“枝节问题”,是恶毒攻击。就是这些所谓的“问题”把中国列入黑名单,必须说清楚。既然敢于在两国政府的谈判桌上提出来,就是大是大非问题,就必须有一个结果。我死死抓住司徒和,狠狠敲打美国代表团。最后,美国代表团团长不得不承认“这些消息是从香港小报上看到的”。

我向美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严肃指出美国代表团堕落到靠香港小报的消息过日子,诬蔑中国政府,欺骗美国政府和美国舆论,依据这些颠倒黑白的流言蜚语把中国列入黑名单。这是对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不负责任,是破坏两国贸易和中美两国关系的问题……美方团长如坐针毡。开始冒汗。他装出和颜悦色地样子说,“先生,我同意商标局作了很多工作。我去过商标局,商标局办事是认真的。工作效率是高的,工作人员是卓越的......,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接着他又说,“中国的地方太大,商标局单枪匹马也有难处”。

我对于美方团长的结论性发言作两点评论:第一,美国代表团第一次对商标局作出公正的评论,是美国代表团的一个进步,我表示欢迎。第二,我对“单枪匹马”的说法不同意。首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修改颁布《商标法》和《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商标局有国家法律作后盾;第二,商标局300多人,地方工商局商标执法人员有7000多人,全国工商局系统有60万人,每天进入市场检查有30万人。美国联邦调查局管商标案件的只有12人,到底谁是“单枪匹马”?!我们工商系统从中央到地方省、地、县,直到乡镇的工商所,查处商标侵权案件速度快,效率高。中国商标在美国遭受侵权的案件,比如“王中王”酱油、“五星”、青岛啤酒多少年了,也没有得到解决。

在一次谈判中,美方团长谈到商标问题时,心中有些嘀咕。开场白说,“对商标方面,我们代表团没有意见。只是国内企业的意见我们不能不说。”我接上他的话茬说,“团长先生,据我了解。美国来华投资和贸易的企业,对工商局保护商标权益是满意的。”我将“可口可乐”、“IBM”、  “莱维斯特劳斯”等等十几个美国大公司送给国家工商局、地方工商局和商标局的感谢信、锦旗、牌匾等等,摆在谈判桌上。“商标卫士”、“执法如山”、“秉公执法”、  “改革先锋,外商后盾”的大字吸引了双方代表团成员。我接着说,“团长先生,这些都是美国的大企业,他们对于中国工商局保护其商标专用权是满意的。您能告诉我。哪一个公司不满意?有什么问题?”美方团长先生说不出来是谁不满意。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气氛随着两国的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两国关系缓和,谈判桌上谈笑风生。两国关系紧张,双方都剑拔弩张。一次美方突然攻击“中国人法制观念”和“中国人商标意识”差,一口一个中国人如何,特别不友好。我忍不着打断他的讲话。我说,中国人有自知之明,中国共产党在最近的党代会上作出了“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对于过去经济建设中的“左”的思想影响和传统僵化模式的束缚,作出自我批评。改革开放后,我们立法、宣传、普及商标法,作了那么多的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可是,美国对于自己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没有作出过如何检讨。“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新中国成立,美帝国主义对中国20年的“封锁禁运”等,使中国商品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对于这些。美国人是否也应深入反省?你们应当向中国人民道歉!

美国代表团自知理亏,一个个目瞪口呆无话可说。一次,美方团长在长安大街等我,对我说,“先生何必那么认真呢?我们的话又不是对您。”我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参加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工作,是一个苦差事。每天9点钟上班,中午1点多钟吃盒饭。晚上,有时半夜,有时几乎通宵。代表团的同志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的利益不辞辛苦,也赢得各方面的支持和国家领导人的表扬。  1995年初双方达成了协议。新华社的消息说,“经过21个月的磋商,关系到中美两国贸易乃至两国关系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达成协议”。道出了这个谈判结果的意义。谈判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就是交换看法,就是协商,就是说理斗争,就是讨价还价,有进有退,有忍让,有妥协。谈判也有条件的局限,尽管美国这个庞然大物有时真不讲理,但是,我们为了避免贸易战需要作一些妥协。为此。我们也听到一些关于“投降”的议论。我认为这种指责太不公平,也太不明理。1000亿美元的中美贸易受到影响,对美国人民不利,对中国人民更不利。仅是中国出口美国的纺织品受到影响,就可能导致多少工人下岗,导致多少种桑养蚕的农民再陷入贫困,他们有的刚刚靠种桑养蚕致富。吴仪同志讲过,中美达成协议是双赢。我理解其最根本的道理是双方通过谈判,使两国贸易关系得到发展,两国关系找到了利益连接点。避免了一场贸易战,避免了“两败俱伤”。

我在工作中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以诚待人。对领导机关,对兄弟部门和对相关单位,包括研究单位和大专院校共事过的领导和同志,都建立起了亲密的同志式的关系。同各部门之间的同志保持着联系。在我遇到困难时,都有同志们相助。我感到这种友谊的真诚与可贵。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我不会让步。比如,“三九胃泰”、“前列康”、“青春宝”等商标的保护,“竹叶青”商标的保护等,我认为要坚持商标法律规定的原则不动摇。眼前,有的部门违背《商标法》的规定,以其部门规章登记原产地标志。这种不把国家法律放在眼里的行为,应当坚持原则予以批评,直到他们改正错误。

20多年的商标工作,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商标和商标制度对企业、对人民、对于国家的重大意义。企业的商标关系着企业经营的成败;商标秩序关系着人民的利益;商标制度关系着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商标的管理关系着内政外交的大局。我热爱商标工作,全身心的投入商标事业,是因为我越来越体会到商标工作内在的意义。

 

 

编辑日期:2003.2 

来源:中华商标 

作者:董葆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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